文/隋劝
独立成篇，同设定系列：Fathers
Youths－ 全美巡演洛杉矶站，单口喜剧演员阿尔弗雷德·F.琼斯的法国老爸空降现场，讲述儿子的成长经历以及其与俄裔青年的青春往事。
上个月十号，在履行完“六月家庭通话任务”这档例行公事后，我的孝顺儿子突然问我：“下个月我会去洛杉矶，你想不想来说一段？”
说实话，在阿尔弗雷德开始讲脱口秀前我对美式脱口秀的印象还停留在乔治·卡林时代，演员们在台上叉开腿做出打飞机的样子大声吼“f*cking America”和“f*ck hope”。后来我开始看我儿子的演出，他的所有单场我都看过，我很遗憾十多年过去了业界好像并没有进步太多，作为老一辈我有点失望。
所以我没答应——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丈夫当时正坐在我旁边织毛衣。第二天我立马打电话对他说了“yes” ，当然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丈夫当时正坐在对面擦他的老花镜，以及做着口型对我说：复仇。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他还特意写了张纸条提醒我记着：其一是务必扭转不孝子口中的英裔法裔爆笑老爸形象，其二是利用好这几十分钟，以极高密度抖落阿尔弗雷德的超糗过往。总之阿尔弗雷德后悔也晚了，如果口不择言迟早要付出代价，那现在就是应验。
我和亚瑟畅想过关于阿尔弗雷德的一切可能，就是没想到他有一天会去做脱口秀演员。我们从福利院接他回时他才刚断奶，每天哭得比辛德瑞拉惨，吃得比猪还多。但那也是我和我丈夫父爱最为泛滥的一年，此后不可挽回地每况愈下。因为养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儿子就像是每天挨生活一记重拳，希望你们永远不懂。接下来的两年我和亚瑟每天起床时交换的第一个眼神都像是鼓励彼此：“谁让你要养的，别被气死了，加油吧冤大头。”
在他五岁之前我们还多少指望能用爱帮助我们的儿子改邪归正，他五岁之后我们基本放弃了希望，开始打听州立监狱附近的房价，因为这个州的法律只能保护他到十四岁。别的男孩的十四岁生日礼物可能是专辑、篮球或乐高积木。但阿尔弗雷德的十四岁生日礼物是一个大包裹，里面装着我们提前为他打点好的进监狱后所必需的一切，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Daddy and papa love you forever”。
我说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阿尔弗雷德从小就很有热情，每天活得激情四射，这很符合我和亚瑟对他的期望——他瞧起来和现在一样强大、自信，我们至少不必担心他作为基佬家庭养子的心理健康问题——直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迷上了毛毛虫。
那时我们在纽约乡郊租了一套房子，门前有一片花花草草，院前有一棵冲天大树。在阿尔弗雷德六七岁的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开始收集毛毛虫——那种绿色的、爬起来一扭一扭的小东西。他把小拇指粗的虫子从树上草上扒拉下来，然后丢进一个小玻璃罐里，足足有二十多条。
这事我没想管，因为我也当过半大不小的野男孩。但过了几天我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小罐黄绿色的东西。我很疑惑因为我们家没人吃芥末，直到我发现这坨绿糊里还有东西在缓缓蠕动，太恶心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什么。我当时愤怒异常，一是我不能想象我养大的小孩才六七岁就能面不改色地杀生，二是我不能接受任何人把这种东西塞进我冰箱里耍混账。
我发疯似的冲进院子把阿尔弗雷德提溜回来，这小混球对我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我说完后他倒是发话了，他说：“可是我错在哪儿了呢，爸爸？”
“你抓来毛毛虫残忍地杀了它们，弗雷迪，至少它们是无辜的。”
这时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身后望向我家厨房的水池，然后看向了我。我立刻明白了他想说什么。那两天我正好杀了一条十分顽固的鱼，在我大半辈子遇到的数百条鱼中算得上一顶一的好汉。我洗鳞时这该死的鱼突然一打挺从池子里蹦到地上，我开始尖叫，然后像凶犯一样凶神恶煞地抡圆胳膊给了它几下。我的小儿子在被我丈夫抱走前全程目睹了我的二次处刑，他们再度相见是在餐桌上的冷盘里，一方没有了头。
于是我告诉他杀鱼是为了吃，吃鱼肉能帮助你长高。但我们不能无缘无故杀生，更不能想着捣碎毛毛虫。
我觉得我说得不错，但我的小儿子很是困惑。他拍拍冰箱门问我：我们已经吃过了很多东西，鸡鸭鹅，牛羊猪，为什么毛毛虫不可以。我们的面条上会淋上一勺黏糊糊的红色酱料，原料是新鲜的番茄——以及捣碎的猪肉，那为什么捣碎毛毛虫不可以。他想不通这有什么残酷的，也想不通他把毛毛虫捣得稀巴烂和我把鱼砸死在地板上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明明是一回事——他甚至为了调味泡进去了两片柠檬。
我承认当时我一时语塞，有那么几秒钟我像傻瓜一样站着——那是我第一次在育儿方面感到困惑。但要知道，“每个法国人都以为自己是帕斯卡尔”——第一次从你们美国人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我还真以为是在夸我。没错，我的帕斯卡尔综合征就是在脑子空闲时不断复盘，为没处理好的尴尬状况寻找最优解。经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后我想通了一件事：我们是一样的，你和你家小孩是一样的。你家小孩做的事可能比你当年好，也可能不比你当年烂。甚至你俩现在在做的事也很有可能触类旁通，本质相同。上一秒他将水瓶忘球场，下一秒你没关火饭煳锅；上一秒他在睡前吃糖果，下一秒你在阳台偷烟抽。他成绩再烂也烂不过你的业绩，他的分数很可能还低不过你的工资。所以有时候实在不必大动肝火，你也一样烂——想想你自己，可能你们相处方式的最优解就是你理解理解他，他理解理解你。
总之这就是我们的阿尔弗雷德，这小家伙成长过程中总能给我和亚瑟一些惊喜。我的儿子在七岁时给我上了这么一小节课，算是帮了青春期的自己一个大忙。因为他智慧，温和，好脾气，酷爱思考的法国老爸早早想通了这一点，总能心领神会地以此为据点，帮他去攻略家里的英王陛下——一个顽固，苛刻，横行霸道的不列颠老头。
什么“想想你自己”，我丈夫可不管这个。他这个人不爱反省自己，但很擅长挑错。如果你愿意在下午四点来我家陪他喝一杯，他会很乐意从1968年开始讲起，从英国讲到法国，从纽约讲到洛杉矶，细数五十年来我对他犯下的重重罪孽。年轻时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坚持笔录每天最痛恨我的三个时刻，分手后再每天拿出来阅读一页好告诫自己不要走上老路。说到兴头上他可能也会把这日记本从花园的某个角落里挖出来。但如果你真的直勾勾地跑去问他“那你呢，你怎么还和他在一块儿呢”，恕我直言，不到三分钟后你就会被礼貌地清理出我丈夫的快乐星球。
总之要让他停止挑剔是很难的事，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青春期时我们家矛盾频发的主因。
（由于此时从看台某处扔上来一矿泉水瓶，波诺弗瓦先生的精彩表演停顿了几秒。）
我是说，我的丈夫一直以来爱子心切望子成龙，他精英的大脑为我们这个家的运作贡献了很多包括为阿尔弗雷德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没有他我和阿尔弗雷德绝对会像一辆没有车闸的大卡车一样径直冲下悬崖——但是，以阿尔弗雷德的青春期叛逆行为为主要诱因，受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由于在极少数情况之下缺乏某些正确的引导，在多年以前不懂事的阿尔弗雷德和我丈夫之间爆发了一些无可避免的小型矛盾冲突。
恶性事件往往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家庭场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倒是可以概括出矛盾的主因：那就是……阿尔弗雷德他太美国了。他太美国了，从各个方面来说。
注意，我和亚瑟不是不希望阿尔弗雷德表现得很“美国”，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我们生活在他妈的美国——f*cking America，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我认识的所有美国人都至少说过一次。相反，我们很希望他能变成一个纯纯的美国小伙，和伙伴们拉着手在草地上转圈欢唱do re mi。但问题是，这一切都要有个度，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希望”也是有限制的，我们的这个“希望”也有个度，那就是该死地，他可以“美国”——但不能太“美国”。
这是因为我们亲爱的儿子有着两个英裔和法裔父亲。我和亚瑟出生在一片古老的大陆，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事实。虽然某种程度上说我俩都是被欧洲强行倾倒在美国的垃圾基佬，就和这里很多人的祖先一样——但我们的红细胞还不可避免地在怀念欧洲。虽然我们的母国是世界闻名的不对付，但是无法忽略的是这两个冤家国最近的地方就只有区区34km，这两个死对头国同样地欣赏红酒、香槟、小牛肉，这两个冤种国有着较为相通的文化基础，这对甜蜜的敌人度假时会同时从乡村打电话对彼此说“I hate you”——只不过一个在利物浦一个在普罗旺斯。彼此相对时我们一个是高傲的法国人一个是昂扬的英格兰人，但当我们跨越5500千米的大西洋来到幅员2056万平方公里的美洲，看到街道两边是无止境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我们同事的食品偏好主要集中在超大杯的可口可乐、星巴克、爆米花，美国人不看书，根本不看，一年阅读量不愈一只手而喜欢围着电视哈哈乐，度假胜地在商场——大商场套着小商铺商业街套着街业商——时，这时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都是欧洲人，这时我们突然发现了欧洲。身在曹营心在汉，精神世界在欧洲。
虽然比喻并不恰当，但我们面对青春期时的阿尔弗雷德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的儿子肉眼可见地长成了一个标准的美国青年，这让我们既开心又失望。在阿尔弗雷德十六岁时，他大大咧咧，没心没肺，最爱的食物是炸鸡翅，最爱的饮料是可乐，最大的娱乐活动是凌晨两点从卧室窗台上跳下去溜出门蹦迪，最怕的事是亚瑟带他去医院查血糖、查体脂、查脂肪肝。那时我和亚瑟每天起床时交换的第一个眼神都像是对彼此的质问：“他是你教出来的吗，难道是我吗，我可不会把小孩教这样，你这混球。”
其实我很容易就接受了我儿子和我是两种人这件事，真的，但亚瑟其实很难接受，这会让他有一种一切脱离掌控的恐慌感，当然还有单纯的看不惯。在阿尔弗雷德十六七岁的那两年，我们家的英国人在家里的地位就像三百年前的北美殖民地总督，饭后拄着一杆白色吸尘器就像骑着一头小白马，嘚嘚嘚地在房子里闲庭慢步，直到走进阿尔弗雷德的房间，马蹄子踩进粪坑，美式风味的“holy shit”后是英伦风味的“How dare you”。我的劝慰之词往往只有一句管点用：“我亲爱的，他有时候就是不会听你的，我们是在养孩子，不是在管殖民地。”
总之1997年和1998年真是不太平的两年，我家的两个盎撒人投入了为期一年多的家庭版独立战争之中。你们知道，英国人三百年前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开着船去全世界多管闲事，这种族天赋也跨越了时间的长河，坐落在了我丈夫的DNA里——他甚至为准时提醒他十六岁的儿子换洗内裤而上了闹钟。
没错就是内裤。我对阿尔弗雷德能忍受这一点到十六岁也很佩服，有一回我听到亚瑟靠在门框边对他说：“换条新的去，阿尔弗雷德，这是内裤吗，我他妈以为是飞碟呢。”场面简直令人窒息且尴尬。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很贴心很周到——而且担心得在理。在阿尔弗雷德第一次发现自己“尿床”之后我们家的沐浴液一直用得很快，非常快。忍无可忍后亚瑟将家里所有液体状个护用品全换成了薄荷套装，没想到适得其反，使用速度简直快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才是我可怜的丈夫格外关注儿子卫生状况的现实原因。
同时这也是我最佩服我丈夫的一点。因为他年轻时坏事做尽，骂起小孩来还是很支得住。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什么好人，相反，年轻时我们抽烟酗酒飞叶子一样没落下，当然还有七十年代没几个男孩逃得过的打架斗殴。在此前提下阿尔弗雷德的那点小伎俩在我看来顶多算是因果报应和昨日重现，但在我丈夫看来却一桩桩一件件都触犯天条，能与七宗罪挂钩。
总之，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在1998年夏天——阿尔弗雷德十七岁的那年夏天。因为我们无意间发现，他找了个男朋友。
一个男朋友，你的儿子找了一个男朋友。我知道你们会说“好吧，我知道这对于一般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你们家……得了吧伙计，对于你们家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理论上的确如此，但我也得承认，在情感层面我和亚瑟不想让家门口立一块无形的牌子上面印着“基佬妙妙屋”，这得多么恐怖。尤其是我的丈夫，他那时坚持认为在我生活中放置一个年轻基佬就和在狗面前丢一块骨头没什么两样，一个星期之内我的劣等基因就会蠢蠢欲动撺掇我收拾行李抛夫弃子——即使对方是我儿子的男朋友。但怎么说呢，整件事掀起的风浪超乎我们想象，第一波首先拍在了我的身上，老实说我是真的“湿身”了，我差点给拍死在沙滩上。
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做家长的撞破过自己小孩谈恋爱。这倒是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上学那会儿甚至有女孩给我家订了一星期玫瑰——虽然当时在那家花店打零工的是我现在的丈夫，所以我一束也没见着。但在阿尔弗雷德步入青春期后，我多少会设想一下该如何在发现儿子的罗曼蒂克时表现得处事不惊、泰然自若，用语重心长和谆谆教诲将成熟男人的智慧传递。你会想象自己站在十字路口看到自己家小孩牵着女孩过马路，他看着你第一眼脸色就开始像信号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或者突然有一天他像条藤蔓一样缠在了电话上，和小女孩热火朝天聊得比亲爸还亲。这时候你又好气又好笑，偷偷逮着他呲几句，回头还得盘算着如何敲开房门塞给他一盒套。
但我要说的是这些我一样都没见着。我撞破我儿子纯情恋爱的场面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掏出钥匙打开家门，把我的脚塞进拖鞋里，然后听到我儿子房间里传来了某种不和谐的声响。
事情是这样的。那几年我对台球很有热情，周五晚上基本都泡在一家台球俱乐部。我丈夫大概率是去打打网球或者关注一下那见鬼的英超。突然有一天——周六早上，我和对门拎着菜篮的邻居大婶在市场上相遇，她突然翻了个白眼跟我讲：“晚上声音小点吧亲爱的，没必要让四邻都知道你们感情好。”
我立马问“什么？”说实话我吓了一跳，我说是不是误会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她就这样使劲抓了一把我肩膀，递给我一个怜悯的目光。
这下我的脑子转过弯来了，而且转得很快，转得有点兴奋。回去的路上我丈夫已经在我的脑补下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形象。给牛排翻面时我就在考虑该如何转移财产骗他签财产协议书，首先房子得是我的，车可以劈开一人一半。吃饭时阿尔弗雷德一个喷嚏把餐巾纸吹进了碟子里，这时我才想起他，要是分开了儿子我坚决不要，要不想点办法再送他回孤儿院？犯不犯法不知道。
总之下个周五晚上我面色如常地开车把亚瑟送到网球场，然后在门口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干脆带上我的墨镜鸭舌帽进去瞧了一眼。我丈夫起跳挥拍行云流水，真他妈辣得人春心荡漾，就是真出轨了我也属实能理解。于是我回到车里，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回家算了，反正也是白跑了一趟。
于是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家，脱下了我的鞋。这时我看到我儿子的门关着。Holy shit，为时已晚，里面真他妈动静不小。
动静不小，真的，动静不小。我不是那种讨人嫌的家长，如果时光倒流我绝对会一个鲤鱼打挺从沙发上跳起来走人，然后尽职尽责地下楼蹲守他的另一位父亲拐他到酒吧里消磨半晚上。但我想得太简单了，问题就在这儿，我忏悔，我实在没能正确评估我儿子的能耐和胆量。我以为他是躲在里面玩猫猫。呃你知道，当时是晚上八点，你青春期的儿子房门内传来嗯啊的声响，要是你你也会合理怀疑那是片的功劳，大概率他在关起房门边看片边攥着他的袅，满脑子都是封面女郎。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当然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还挺悠闲，这下真相大白了，等他玩爽了出来说几句得了。我坦然自若，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喝，哗啦哗啦，咕嘟咕嘟，捣鼓出了点声响。就在这时一切突然静音了，里面的片像是彻底断线了。我清了清嗓子喊我儿子大名，这家伙吓得一声嚎叫。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来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我一边很没品地趴在他门框上笑，一边听我儿子旋风一样的拾掇犯罪现场，简直是隔着门都能感受到的升级版恐慌。我说“行了行了亲爱的，你先出来”，还特地补了一句“亚瑟不在，不要紧张”。我亲爱的儿子响亮地应了一声，但事情就是从这儿开始不对劲起来，因为我清楚地听到我儿子大声回应后又小声跟了一句“Gogogogogo!”。
谁要go？要谁go？难道是要我go？我着实震撼在门外，这下就是傻子也该懂了。我一个没忍住就开始啪啪敲门，我吓唬他说我要进来了他吓唬我说他没穿裤子；我说放屁吧你是不是带人回来了他说想什么呢我就是片看上头了；我说出不出来你自己想好了我给亚瑟打电话了，6-4-6-7-5……他说爸求求了你冷静一点再给我两分钟我马上收拾好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其实是有点情绪激动了。于是我清了清嗓子试图弥补一下成熟男人的形象：我说亲爱的你俩先别慌别害怕，我又不会把你们怎样，你先出来跟我谈谈让人家姑娘慢慢收拾，再出来洗个……澡。
我这话压根没说完，因为这时我家楼下传来咚的一声响，那声音就像一头牛砸在了泥地里。我眼睛都直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兔崽子又跳窗跑了，还真是午夜蹦迪练出神技了。我跑到厨房扒着窗子看，只见一个穿白背心的肌肉壮汉单手撑着我家栅栏，像跳木马一个腾跳就飞了出去，几步就拐进了一旁巷道，看背影起码一米八高。
我人傻了。这是未曾设想的道路，我比阿甘第一眼看见他儿子还要心慌。只不过阿甘担心的是自己的智力会不会遗传，我担忧的是我们这个基佬窝可能真的把儿子养得九曲十八弯，这可如何是好。
一瞬间我简直百感交集，甚至想起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时我从他书包里掏出过一个粉红小纸条，上面拿水笔漂漂亮亮地写着my lover，剩下半截粘在他的球服领子上发烂发臭。打那以后我一直以为阿尔弗雷德会喜欢那种别着星星发卡的啦啦队队长，谁能想到六年后他会就着gV玩茑——接着我又意识到了两点，我简直不敢想——一是我听的恐怕是我儿子的墙角，二是我儿子玩的可能是别人的茑。
出了厨房我的宝贝儿子已经乖乖站好了，耷拉着他那鸟窝脑袋，怪可怜的。我看着他，有点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于是我问他：“男朋友？”小孩点点头。
“每周五例行约会？”这次是挠挠头。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所房子里有人比我更值得同情，那就是我面前这个蔫菜一样的蠢小子。如果我在在场所有父亲中是一等一的倒霉，那我儿子搞的这出事被这样发现，也是倒霉得独领风骚。总之这整件事中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亚瑟暂且还不知道，否则这一出戏不会这么快谢幕，他可不会说什么“行了就当我没看着，赶紧先去洗个澡。”
但我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撞到这件事的是亚瑟就好了，他会比我处理得更好，至少他不会啪啪啪上去敲门把人吓跑——因为这事儿他早就发现了。
这事儿他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说出来。他没与阿尔弗雷德对峙我不意外，但我没想到他不跟我说也是因为担心我会把事情搞砸。至于契机……我丈夫发现阿尔弗雷德半夜爬窗子也不光是为了蹦迪，还为了在月光下和一个一米八的壮汉啵嘴。
这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我以为看到自己儿子半夜溜出去找男人至少会让他恼火一阵子，没想到他说“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他十七岁了，想谈就谈去吧。”
当时我就这样信了。但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这有什么”背后的深意。一方面这是我们相处的习惯使然，因为我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夸张的惊讶与疑虑，所以他得找到一个可以嘲笑我的反向立足点；另一方面，他似乎隐隐意识到，这会是一场关键之战，一个成熟的将领需要沉得住气才能拿下这个战略转折点，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输出无可指摘的退让、接受与善意，等到真的开了战，这些就是他的军火弹药。
我丈夫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身上矛盾的地方很多。十七岁时我被他一举拿下，从此再也没能逃出他的手掌心。遇见他之前我一直表现得强大、自信，有着过剩的自我意识，是个自我膨胀的混球；后来我却发现自己就像一块发胀的白面包，泡水一揉，大小如同婴儿的拳头。但亚瑟不同，他比较像一块铁饼，你就是从这儿把他甩进马里亚纳海沟，几百年后挖出来他也还是一块铁饼。他的个性中有一种强大的整合力，可以把周围的所有人与事都稳妥地安置到他的轨道上去。他对我来说有点像一根称心如意的拐棍，一个数十年如一日钩着我的锚点——我最爱他的时候永远是我最软弱的时候。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归纳也伴随着很强的排他性。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个顽固不化的家伙执意要按着自己的轨道走，他就会想方设法地把它清扫出去。他信奉的是秩序、规则与内心的安宁，他自觉排斥内置另一套秩序的人干扰他的生活。
不幸的是，我们的儿子体内运行的就是另一套系统，他在不断地积蓄力量。大众文化、时代、成长环境、教育体系、媒介、历史、道德准则、对宗教的态度……一套新一代的做派，他所得到的、看到的、在意的、享受的事物被清醒的大脑堆叠整合，变成了他的秩序、他的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父亲的做法别无二致：他们都在构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在一方有能力完成代际交替之前、在衰老还未导致另一方的软弱之前，斗争无疑将存续下去。
现在，我们得像十年前我们的父母那样，面对儿子的男朋友。我们慢慢从阿尔弗雷德口中得知了一些信息：这男孩叫做伊万，比阿尔弗雷德大一岁，他们认识是在一家拳击俱乐部，据说他正在度过自己的Gap year。
事情的导火索是两个小年轻的一次大胆狂吻：放学后，当时还是纯情男高中生的阿尔弗雷德走过街角，突然一声惊呼被男友拦腰捞进了小巷。不幸的是亚瑟站在对街目睹了全程。在阿尔弗雷德和我丈夫的口中，这段罗曼蒂克往事处于两个微妙的极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叫刺激，叫surprise，叫转角遇到爱。但在我丈夫看来，他的宝贝儿子走在大街上就像一只娃娃机里的帕丁顿熊，随时可能有一只孔武有力的机械臂从巷子里伸出来，一把就能将他拽进去。
总之亚瑟一直觉得这个男孩有点“黑帮做派”，我起初并不赞同，后来也在心里打鼓。因为当时伊万脖子上还有一道很显眼的疤痕，这我们都见到过。那道疤是淡褐色的，绕着脖子整整大半圈，从左耳耳后到喉结再到右耳耳后。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他常戴着围巾。总之，谁都不会由此产生什么好的联想。
人就是这样，青年时你会倾向于无视风险，而步入中年后你只想把所有风险都划为恐怖主义。为了避免事情向不好的方向发酵，我建议邀请伊万来家里一趟。有时候父母过分忧虑只是因为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名堂。我和亚瑟绝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伊万究竟怎么样。
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想插手什么。你知道，一旦涉及外裔问题，事情就会变得有点麻烦。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斯拉夫人有什么意见，而是我们对彼此实在没多少了解——这时候邀请外裔孩子就意味着公式化的热情，收起各种种族主义笑话以及背负起族裔名声的重担，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人我们勉强能对付，但如果对方来自越南菲律宾南非，你就得从零开始Google搜索“越南人喜欢的食物”“犹太教避讳什么”“如何给斯拉夫人留下好印象”，这让如何邀请都变得有点棘手。
更何况伊万和他的名字听起来一样“斯拉夫”。提前说明，这是战后出生又定居美国多年的西欧人在多年东方主义视角影响和长期冷战宣传浸透下对所谓“斯拉夫气质”所形成的观感，你也可以叫它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会觉得他看起来多少有点忧郁，有点不善言辞。相衬之下阿尔弗雷德就像参观彼得一世纪念碑的美国傻游客，而伊万就是那个纪念碑。我的丈夫会觉得他身上有着一种危险气质——直到今天他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判断——可能一部分原因在于那道疤痕，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体型。
如果你们无法体会他当时的感受，可以想象有一天，你的宝贝女儿带着一个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七十八公斤的壮汉回到了家，这个壮汉身上还有一道十分显眼的疤。这时你也会很自然地开始思考一个现实问题：他是谁？他从哪里来？要是他欺负了我女儿，我们家有没人能干得过他？当时我丈夫的脑袋里也打出了这样一个问号，回答当然很令人绝望：首先，我是个废物；其次，他年轻时的英勇战绩只是对阵嗑药的麻秆，何况他还要翻箱倒柜找到他的扳指；家里最壮实的阿尔弗雷德当时还没长到一米八，一边打篮球一边狂炫炸鸡，搁在斯拉夫黑熊旁边看着像只鬣狗。因此，亚瑟的排斥感可能脱胎于古雄性生物掌管自我保护的基因——在新石器时代它可能会劝说得更为明确：Arthur, run, run away, run away from him。
然而有一种雄性生物在朝着另一个方向进化，有一种gay天生就没法抵御雄性荷尔蒙的诱惑，天生就注定要盯着漂亮腱子肉起火……比如年轻时候的我。在我儿子的漂亮小男友登门的那天，我也听到了我体内的远古基因重新苏醒的声音，但是它说的是“上吧弗朗西斯去撕烂他的衣服捏爆他的胸肌用舌苔把他的八块腹肌磨出老茧”。我承认伊万的长相很符合我们这些人对斯拉夫人的想象，鼻头冻得有些红，整个人看起来白得发光，脸蛋瞧起来像只冷面小熊。所以斗争策略其实可以改变一下，要是有一天我们家非要和伊万做斗争，我愿意为了丈夫和儿子牺牲自我。
但很遗憾这顿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首先是我那天有点殷勤，这让我丈夫有点意见。事后他指责我不断地没话找话，而我指责他在餐桌上摆臭脸。天地良心，没话找话可不是我的错——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俄罗斯人——如果你对这个场面还有一点似曾相识的记忆，你就知道我们这桌人坐在一起唯一的共同话题就是骂德国。但显然只靠德国是没法撑过半个晚上的，而我可恶的丈夫上桌还没两分钟就开始摆臭脸。面对只会干饭的美国儿子、摆臭脸的英国老公和沉默是金的俄国贤婿，我能怎么办，愿意将暖场重担扛上肩头的当然只有怕尴尬的法国菩萨，目的是避免自个儿用脚趾抠出一座卢浮宫。
我丈夫摆臭脸的行为当时也很让我火大。这人摆起脸子来可从不给谁面子，简直令人窒息。我的丈夫非常擅长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生气，而我又非常擅长以我丈夫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曲解他，结果是在面对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臭脸时，我的脑细胞往往会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速度成倍死亡。于是，我得出了一个令我们事后都百思不得其解的错误归因：我以为亚瑟在餐桌上摆脸子是因为伊万的口音。
我希望我们没有留下一个racist的邪恶印象，因为我们后来还做出过更加racist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是什么好人，各位大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台上落魄欧洲贵族老爷的丑恶嘴脸。总之这就是我当时觉得最靠谱的猜测：我以为亚瑟在嫌弃他的英语。为什么？因为我丈夫有一点语音洁癖，我年轻时简直为此遭了大殃。
在法国根本没有人在乎你的英语口音，甚至根本没有人在乎你会不会说英语。在法国，会说英语并不是一样你值得炫耀的、足够体面的技能，在老一辈跟前这甚至是件让你耻于承认的事情：“最近？最近我学点英语……我是说，没什么别的选择……”，这时候你爸看着你，挑着眉毛，那样子就好像你已经踏上了为整个家族蒙羞的道路，那表情就像是说“不错呀，你学会了说英国佬的鸟语。”而如果你得寸进尺，想要练就一口纯正、流利、正宗的英式口语，你爸只会说：“说得真好，明天我就把你这狗东西塞进炮弹投射到海峡那边去。”因此我还没怎么因为我的口音问题吃过亏，直到我遇到了亚瑟。我们认识没多久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恕我直言，你在往我的母语里吐痰。”我们在一起后，他最损的一招就是在吵架时不断纠正我的发音。他不说别的什么，只是不断地、不断地模仿我的发音再重复正确的发音，这对我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他会说：“A penis? No, happiness.”“Three hot? No, throughout.”“Fuck us? I guess you want to say 'focus'.”他第二回这么干时我就受不了了，我跑进卫生间把门锁了，在墙角哭了有足足十分钟，晚上睡觉前我丈夫还在给我擦眼泪。之后他再也没有这么做过。
所以那天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这个俄国小伙在往他母语里倒伏特加”，所以他摆臭脸；因为他摆臭脸，所以我儿子的男朋友大气都不敢出——我以为就是这么回事。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十分搞笑的决定：我重新祭出了我的巴黎英语。
我的逻辑很简单，我就是想让伊万明白这就是个杂烩家庭，出现什么奇葩口音都不稀奇；此举也是替我丈夫打掩护，展示我们这家子人有着数年忍受法式英语的强大功力，从而达到消除心理芥蒂的目的。于是我开始发力。一开始我只是在每句话里加上点法国口音，你知道，省掉h去掉s。但随着我的小舌音开始泄洪一样在客厅里肆意流淌，我听到我的小舌迸发出灵魂颤抖的声音——啊，阿尔卑斯山！啊，罗纳河！啊，这久违的自由气息——啊，我借尸还魂的母语！
此举效果拔群，大舌小舌落玉盘，在精神层面给予英国老头一次绝佳按摩。晚饭结束后我丈夫的脸五颜六色，十分精彩。顺便提一嘴，自以为是也是我惹恼他的一大缘由，因为事后“对账”时错误百出的总是我。这次也是一样，很久之后我丈夫生气的原因才水落石出，同样傻缺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因为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动作。
实不相瞒，这是本人年轻时混酒吧的招牌架势：秘诀是将高脚凳拉远一点——把控这一步很见功力——然后你坐上去，扬起你的脑袋伸长你的脖子和手臂——故意隔着点距离从吧台上取酒，显得腰长腿长，赏心悦目。那天我就来了这么一下。妈的，还有哪个青春不再的基佬复习廊桥遗梦的方式是探出手去餐桌另一头取盐？但这点小动作可逃不过我丈夫的火眼金睛，就算是低配家庭版也不行。梦不梦的那都是离心力，赶紧把我拽回来才是正经。
总而言之。伊万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菜，但他看上去不像那种会胡搞的家伙，我们知道这个就够了。几个月后阿尔弗雷德很顺利地拿到了开瑞商学院的offer。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他和伊万完全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冲向了会刊登在《国家地理》里的那些地方，一会儿飞去亚利桑那州，一会儿人又在密西西比州，兜里没了钱就就地挣点儿。我们两个做父亲的既不知道他们下一站会是怀俄明州还是夏威夷，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攒下了这笔钱。这让我丈夫气得不行。现在我了解我儿子的行踪只需要解锁手机打开Facebook，但是当年，做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意味着等他给我打电话。结果我很快就认清了两个事实：第一，我养的白眼狼儿子心非常大——他压根就不会主动想起你，除非他遇到了麻烦。可能偶尔午夜梦回他会感受到那么一点把你抛在脑后的良心谴责，但是到了白天，所有的花花世界与新奇事物就会再次一拥而上，占领他的大脑。第二个事实是：我生活中的麻烦事多得很，我其实也不会主动想他。
说真的，我没空管他。那段时间我和亚瑟离分道扬镳只差临门一脚——再一次的。可能是阿尔弗雷德牌黏合剂突然消失的缘故，我们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早吵午吵晚吵，刷牙吵做饭吵洗碗吵，在家里吵在车上吵在海滩吵连散步都能吵起来。亚瑟又开始写他那个记仇小本本，每天记录他受苦受难的历程；于是我威胁他要搬出去住，打算每天往行李箱里丢一件衬衫。第二天下班回来我看到我的箱子鼓鼓囊囊地立在家门口，上面还十分贴心地粘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滚吧”。是亚瑟的手笔。于是我就像电影里愤怒的丈夫一样上去一脚把箱子踢倒，最后还是拉着它滚了，开着车滚的，滚到一个独居朋友的家里住了三天。那三天我过得异常煎熬，每天真正操心的事只有两样：第一，我儿子现在人在哪儿；第二，我丈夫这也太他妈能坐得住了。
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当时我正在和我朋友一起给德牧洗澡，拿起听筒时手和脸上沾满泡泡和狗毛，但我仍期望来电的是我丈夫或是他宿醉时负责叫我的那个酒保，我很乐意在这种时候杀到现场去解决一点甜蜜的麻烦。于是我接过话筒，听到对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您好波诺弗瓦先生，请来市警察局一趟。”
我发誓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之一，我的脑袋简直要该死的宕机了：一个警察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儿子正坐在警察局里。而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天，他什么时候回来的。”要知道上一次我光临警察局还是在荒诞的1970年，离开时可没有说过什么“see you later”。
总之我立马速度一百二十迈飙进警察局，见到了我养的盎撒冤种和他的斯拉夫男友，两个小伙子个顶个的尴尬，阿尔弗雷德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穿得像个机修工——但是谢天谢地没有伤痕，没有犯罪，没有头破血流。我赶紧问警察怎么回事他们干了什么事大还是事小能不能小事化了，当时那个胖警官不紧不慢地瞥了我一眼，说：“私闯民宅，先生。”
我刷地扭过头看着阿尔弗雷德，眼神可以刺出三刀六个洞，我再一次觉得自己实在没能正确评估我儿子的能耐和胆量，这时阿尔弗雷德扯着嗓子喊：“我进的是自己家——”
于是我又刷地扭过头看着警官，一番解释下来我简直无语了，这家伙还真是午夜蹦迪练出神技了，天没黑透就撅着屁股往自己家窗子里翻，怪不得有路过的好心人不明所以直接报警了。接着无非是谈话谈话谈话，填表填表填表，证明证明证明，摁着两个年轻人的头认错认错认错，这出家庭闹剧到了这儿也该停了。
出了门阿尔弗雷德想和伊万一起走，但我坚持要带他回去，至少今天他必须要和我回家去。开车回去的路上我的火才开始噌噌往头上冒，我从车内后视镜里盯着他骂了整整一路，从他销声匿迹的旅行说到他悄无声息的归家，嗓子冒烟到让他从后备厢里递瓶水。最后我说听着阿尔弗雷德，如果你俩喜欢学飞檐走壁那就去报个攀岩俱乐部，科罗拉多大峡谷难道还不够你们爬？你又不是蜘蛛侠，家里的窗子不是给你这样使的，你的钥匙呢，没在身上？开什么玩笑？你从大门走啊，你爸不在家吗？
这时我突然懵了一下，我说“你爸呢”，阿尔弗雷德看着我好像在说“是啊我爸呢？你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我头都要大了。我看了一眼表，该死的不是周五是周六。我将车停在门前，亚瑟还是没回来。
我把阿尔弗雷德扭送进家门，重新坐回驾驶座上。车打了两次没着火。我突然不想去找他了，这个老疯子，这个叛徒。我真正想找的是他的那个小本子，我想看看我的丈夫是如何痛恨我的，但又一点不想听我儿子追着我问“我爸呢我爸呢我爸呢”。或许要同时实现这两项的唯一选项就是翻窗户，在二十年前或是十年前我真会这么做的。
但我真的很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我意识到我比这辆车老多了，我和亚瑟都老了。如果有时候人衰老的感觉会比其他时候更强烈，那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年轻时那种精力旺盛的模样了，对于我们来说满世界折腾或是把自己送进警察局已经是一种昨日了。但是亚瑟会这样想吗，他感到失望吗，他会像娜拉一样离开吗？
当时我脑门搁在方向盘上想了很多，结果就这么睡了过去。醒来时我身上盖着一件外套，我丈夫就坐在副驾上。
瞧我醒后他就点上了烟，把我从驾驶座上赶了下来。然后他开着我们的那辆小破车，蛮横地载着他的法国丈夫一路飙出了城区，再把我踢下车随便找了个地方开房。我们在前台登记信息，拿两把坠着塑料房牌的钥匙，住进一家只有十间客房的小旅馆，然后光着身子地躺在床上。很难想象这是两个四五十岁的老东西会干的事对吧，这倒是和我们二十多岁时一样。在关灯前我完全以为这是一次具有浪漫色彩的出逃，是我丈夫年轻时那点心性的回光返照。直到他说：“弗朗西斯，今天报警的人是我。”
时隔多年，我很庆幸那天的曲折和多年的毒打让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倒吸一口气跳起来问“Whyyy”，而是应该慢慢听他讲。整件事情很简单：虽然我们没人知道这两个浑小子在搞什么名堂，但他们让不明所以的我丈夫撞了个正着。
当时他刚刚结束夜跑。他没有看到阿尔弗雷德，但是看到伊万横着一条腿跨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箱。下面是有人接应的，他说——但他也不能确定那是不是阿尔弗雷德，或者说是别的谁。我丈夫在暗处看着，遍体生凉。他也不知道那股强烈的厌恶与恐慌从何而来。有那么一瞬间他被这种闯入激怒了，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Russian、疤痕，还有街角伸出的手臂；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偷盗、抢劫和黑帮。
于是他报警了，说明地址时他就看到他的儿子出现在了窗口。但鬼使神差地，他决定让这通电话继续下去。后来警察到了，迅速带走了两个年轻人。他冷眼旁观，心里一点也没觉得痛快，但也一点没想出来帮忙。
他攥紧他的手机，留意了半晚上。结果很失败，我的电话号码永远是阿尔弗雷德的首选项——和他站在一边的是我，和我站在一边的是他，而他的英国父亲是矛盾的来源地，一个会叫警察来伤害他的无耻混蛋，一只不好惹的狮子，一个无法与他共情的对象。
我的手搭在他的脊背上，我听到了亚瑟压抑的抽泣。他还想起一件事，1969年我们参加过一次彩虹游行，结束后被一伙人堵在了地下停车场。当时我所有能做的就是把亚瑟锁进我们的车，然后把车钥匙吞进肚子里。之后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肋骨折了一根，左前臂还上了一块钢板。这伙人觉得自己有资格教训我们，因为他们听的是上帝的训诫；他们觉得我们必须得挨上一顿，因为我们是这座城市的蛆虫。现在他觉得自己与这伙人没什么差别，头脑里填塞着偏见、冷漠与混乱的意识形态；同时他还是个糟糕的父亲，让怨愤与妒忌战胜了所谓的舐犊之情。我们都是混蛋玩意。
我们沉默了很久，亚瑟将脑袋埋在被子里，我负责一张一张地给他递抽纸，晚上睡觉前我还在给我丈夫擦眼泪，最后他说：我真是个蠢货，弗朗西斯。
很显然这一次我没有拿出明智的反应，因为我叹了口气说道：谁说不是呢。我的那点智商经过这一天的折腾早就见底了，接着我丈夫一拳抡在我腰子上，砸得我疼了三天。这三天我们连家都没着，直到做好了互相交流修复感情统一口径以及收拾心情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才回家去见我们的小崽子。
回来后我们发现，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男朋友给家里装了一台空调。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两个年轻人飞檐走壁的真正动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成人礼，是漫长暑期工作的最终回馈。虽然经历了一点波折，但结局非常美好。对我和我丈夫来说这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也是旧秩序心悦诚服退位的开始——毕竟这个年纪时我俩还在喝酒打架飞叶子，没有道理会对操心给家里装空调的乖宝贝不满。从那时起，我丈夫开始将他的宇宙缩小，缩小到一个正常的范畴。他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能量场。
至于伊万，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最喜欢的食物是蜂蜜馅饼，最喜欢的事是趴在雪地里给自家的萨摩耶照相。那道疤痕背后的真相也十分惨痛，在他八岁时，他醉酒的继父拿一条缆绳勒住他的脖子，把他院子里一路拖上二楼。伤口在毛衣领下捂了几天，直到完全溃脓。母亲带着他从圣彼得堡来美国投奔亲戚就是为了摆脱那个人。而我和亚瑟摆脱愧怍的方式就是往蛋糊里放致死量的蜂蜜和糖，让俄国小熊能吃得心满意足。伊万和阿尔弗雷德的关系只持续到他们大学第三年，但我们与他的关系一直不错。现在他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是一名电气工程师。
孩子们，原谅我这样说因为对于我来说你们还很年轻，你们是非常漂亮的、感性的、昂扬的生命。你有年轻的一天也有衰老的一天，生活有很好的时候也有很坏的时候。有时候你穷凶极恶，有时候又疾恶如仇，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和鄙视过的人没什么两样，有时候你就是那个低看自己的家伙。你是一个异性恋或者同性恋，你是这片土地上的亚裔法裔俄裔非裔拉丁裔或原住民。但我们脸上浮现过同样的神情，我们至少一次献出过我们崇敬的心。曾经的我就是你们，当你们五十七岁的时候，你们会是我。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生命中只有一点不值得被否定：we are the same，我们是如此相同。孩子们，在场的各位年轻人们，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感谢今天到来的各位，感谢你们所有人。
END.
点击查看阿尔弗雷德吐槽老爸老爸浪漫史：Fathers
终于写完了！其实挺久之前就想写这一篇，但是很多想法都零零碎碎的比我想象中要难写好多sos，确实能体会到喜剧演员的不容易，要完成一次专场需要很久的积累和尝试。但是为了找文感期间又复习了许多之前喜欢的单口，感觉很nice！总之Fathers和Youths的行文和腔调的形成都多亏了我喜欢的喜剧演员们。议题普适一针见血的George Carlin，叙事鬼才Trevor和Jo Koy（真的很推荐写文的朋友看看Trevor的单口和自传……他的叙事太牛了），讲族裔和刻板印象问题的Jimmy和讲婚姻问题的Ali等等。按照目前的速度阿尔弗雷德的下一场单口可能是2024年（草。总之感谢各位的阅读！
最后再说一下之前挂了的过几天我会统一补，以及之前有位朋友问《嫉妒》能不能放凹③，目前打算先不搬凹③了（整理了一下之前的发现以前好会写现在简直断崖退步!!!），总之有点手痒想收拾收拾接着写，写满意了我再发再搬。还有一篇站街债没有还完我这几天尽量还hhh。
